百年风华·沪上侨杰 | 王应睐——科学需要人的全部生命探索
他是中国第一位英国剑桥大学生化博士，布局了新中国的生化研究；他在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中发挥了扭转乾坤的作用，成就了新中国最著名的一项生命科学成就；在他眼中，科学需要人的全部生命探索。他，就是中科院院士王应睐。
从寄生虫背上挑“红线”
1907年，王应睐诞生于福建金门县一个华侨家庭。他2岁丧父、6岁丧母，童年相当辛酸，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养成坚强、发奋的秉性。1941年他成为第一位在剑桥大学获得生化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
当时二战激战正酣，王应睐到剑桥大学Molteno研究所，在国际著名生化学家凯林教授领导下，开展对血红蛋白的研究。当时，提取血红蛋白是一件“有味道”的工作：先刨开马胃，从中挑拣出小小的寄生虫；积累到一定的量后，从寄生虫背部挑出一根“红线”；等“红线”积累到足够的量，才能从中提取血红蛋白。
“王先生曾经跟我说，凯林教授曾让其他人去做这项研究，但是一方面受不了马胃中的难闻味道，另外工作量也太大，都找借口不做了。”王应睐的学生、中科院院士王恩多说，“王先生说，只有不怕苦、不怕累才能去做这个实验，而且在挑寄生虫和‘红线’时，都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细致，科学需要人的全部生命探索。”最终，血红蛋白的研究论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得到高度评价。
1945年，二战结束，王应睐谢绝了凯林教授的再三挽留，决定立即回国。凯林教授十分赞赏王应睐的爱国精神，又担心这样有才华、有前途的生化学家被埋没。但在王应睐心中，为国家服务是至高无上的责任。
竭尽全力为国家亟需任务服务
上海解放后，王应睐一方面继续从事前沿科学研究，并竭尽全力为国家亟需任务服务；另一方面高瞻远瞩地布局中国生化科学研究，带领中国生化科学紧追世界生化发展潮流。
抗美援朝时期，我志愿军战士的主要食物来源是干粮，但是后方生产的干粮，过不了多久就变质发出哈喇味，直接影响部队的后勤供应与战斗力。王应睐接受了防止干粮脂肪氧化的研究任务，通过研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综合措施，完美解决了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王应睐长期担任科研院所的领导，根据国际上生物学科发展的趋向，布局生化研究。从二战后的酶学、蛋白质、核酸和中间代谢的研究，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分子生物学的兴起，再到70年代遗传工程技术的快速发展，王应睐坚持研究所的工作要锚定新生长点，为中国的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奠定了基础。
从亲身的经历，从新社会的对比中，王应睐深切地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才能给生化事业带来万紫千红的春天。他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的事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他向党吐露了自己的心声，并在一批老科学家中带头制订了个人的红专规划，当时党中央领导同志对王应睐的规划与决心很赞赏和关心。1958年，王应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党的事业为重，以国家利益为重，积极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共产主义有坚定信念。
选帅才，配将才
科研布局的背后是人才。王应睐不仅需要从全球寻找合适的中国科学家，更需要为他们搭建一个个科研团队。王恩多说：“王先生拥有非常好的眼光，争取回国的科学家都是能够开创一个学科新领域的领军人才，就是帅才。但只有帅才可不行，王先生还在国内培养了一批将才，与领军人才组成一支支科研团队开展工作。”
王应睐首先请到了在凯林实验室工作的邹承鲁，把跟随自己工作、有发展前途的伍钦荣交给邹承鲁培养，开展酶的作用机制的研究。1952年曹天钦回国，开展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研究，王应睐也为他配备了得力的助手，并争取了一系列研究蛋白质的先进仪器。之后，又陆续请到了维生素专家张友端、核苷酸代谢专家王德宝、蛋白质化学专家钮经义、微生物专家周光宇等。
在人才培养上，王应睐倡导的成功做法是举办高级生化训练班。他参照当年在剑桥的经验，举办了高级生化训练班，既系统讲授生化的最新知识，又强调提高动手能力。为了让学员掌握研究方法，选了一系列经典的研究实验，让学员动手去做，从中学习生化大师是怎样做研究的。这种集中培训的方式，系统传授生化最新知识，为中国打下了踏实的生化科研和教学基础。
进京直言 叫停“大兵团作战”式科研
1960年7月底，夏天的北京一如既往的炎热。出差途径北京的王应睐紧皱着眉头，在他心里有些话不吐不快。经过一番思考，他最终敲开了中科院党组领导办公室的大门。王应睐表示，生化所“大兵团作战”科研不能再继续了，“人太多没什么好处，专业不对口在里面起不到什么作用”“应该让队伍精干一点，这样进展会更快”。王应睐的这次进京直言，源于新中国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最有名的一项研究——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
项目之初，中科院生化所科研人员大展拳脚，不仅成功拆合了天然胰岛素，还将B链所有30个氨基酸分别连接成了各种合成肽，最长已达到10个氨基酸的长度。到了这个时间点，有人提出：“合成胰岛素已经完成最关键的探索工作，剩下的主要是堆肽方面的技术活了。”加上各种因素推波助澜，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兵团作战”式科研上演。
科研工作采取了一日两班制，不再像以前那样注意严格、严肃、严密。有些骨干拼命工作，甚至两天不睡觉。有人把铺盖搬进了实验室，不怕有毒药品。然而，基础科研有着内在规律，需要科研人员有专业知识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更需要不断摸索、不断经历失败。依靠人海战术，想要在短时间内冲刺完成一项科学研究，不仅会造成人员、资源的浪费，也很难获得成功。
作为协作组组长，王应睐发现了问题，并尖锐地指出“科学研究不是大呼隆，一定要组织精干力量进行胰岛素的合成”。也正是由于他的发声，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研究又回到了正路。“当王先生跟我说起这件事时，我似乎看到一位将军在前线指挥战斗，打了胜仗！”王恩多说。1965年，中国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
淡泊名利 注重科研合作
在王恩多眼中，王应睐淡泊名利、尊重他人，一切以科研为重。
众所周知，在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重大科研攻关中，王应睐作为协作组组长，始终坚持不在任何一篇相关论文中署名。彼时，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科研力量很强，王应睐主动与北京大学和中科院有机所对接，提供支持并分享研究进展。
“科学家之间不只是谁能第一个发现的竞争关系，在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样重大的科研项目时，王应睐考虑的不是个人荣誉，甚至不是一个课题组或一家单位的荣誉，而是专注科研本身。在别人遇到困难时主动提供帮助，尽快完成胰岛素结晶的合成。”王恩多说，“先生教导我们，在科学上，科学家需要相互合作、相互协作解决科学问题，不只是为了名和利去做科研。”
王应睐一视同仁研究所的职工，不摆所长架子。上世纪80年代初，在生化所负责开电梯的女工曾说“所里对我最客气的是王所长”，这句话王恩多至今不忘。
作为新中国生命科学的奠基人之一，王应睐做出的巨大贡献、展现的高尚品德，无愧于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更为后来的中国科研人员之表率。在新中国科学大家的星空中，王应睐的名字至今依然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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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第一位英国剑桥大学生化博士，布局了新中国的生化研究；他在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中发挥了扭转乾坤的作用，成就了新中国最著名的一项生命科学成就；在他眼中，科学需要人的全部生命探索。他，就是中科院院士王应睐。
从寄生虫背上挑“红线”
1907年，王应睐诞生于福建金门县一个华侨家庭。他2岁丧父、6岁丧母，童年相当辛酸，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他养成坚强、发奋的秉性。1941年他成为第一位在剑桥大学获得生化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
当时二战激战正酣，王应睐到剑桥大学Molteno研究所，在国际著名生化学家凯林教授领导下，开展对血红蛋白的研究。当时，提取血红蛋白是一件“有味道”的工作：先刨开马胃，从中挑拣出小小的寄生虫；积累到一定的量后，从寄生虫背部挑出一根“红线”；等“红线”积累到足够的量，才能从中提取血红蛋白。
“王先生曾经跟我说，凯林教授曾让其他人去做这项研究，但是一方面受不了马胃中的难闻味道，另外工作量也太大，都找借口不做了。”王应睐的学生、中科院院士王恩多说，“王先生说，只有不怕苦、不怕累才能去做这个实验，而且在挑寄生虫和‘红线’时，都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细致，科学需要人的全部生命探索。”最终，血红蛋白的研究论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得到高度评价。
1945年，二战结束，王应睐谢绝了凯林教授的再三挽留，决定立即回国。凯林教授十分赞赏王应睐的爱国精神，又担心这样有才华、有前途的生化学家被埋没。但在王应睐心中，为国家服务是至高无上的责任。
竭尽全力为国家亟需任务服务
上海解放后，王应睐一方面继续从事前沿科学研究，并竭尽全力为国家亟需任务服务；另一方面高瞻远瞩地布局中国生化科学研究，带领中国生化科学紧追世界生化发展潮流。
抗美援朝时期，我志愿军战士的主要食物来源是干粮，但是后方生产的干粮，过不了多久就变质发出哈喇味，直接影响部队的后勤供应与战斗力。王应睐接受了防止干粮脂肪氧化的研究任务，通过研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综合措施，完美解决了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王应睐长期担任科研院所的领导，根据国际上生物学科发展的趋向，布局生化研究。从二战后的酶学、蛋白质、核酸和中间代谢的研究，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分子生物学的兴起，再到70年代遗传工程技术的快速发展，王应睐坚持研究所的工作要锚定新生长点，为中国的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奠定了基础。
从亲身的经历，从新社会的对比中，王应睐深切地体会到：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才能给生化事业带来万紫千红的春天。他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的事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他向党吐露了自己的心声，并在一批老科学家中带头制订了个人的红专规划，当时党中央领导同志对王应睐的规划与决心很赞赏和关心。1958年，王应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更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党的事业为重，以国家利益为重，积极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对共产主义有坚定信念。
选帅才，配将才
科研布局的背后是人才。王应睐不仅需要从全球寻找合适的中国科学家，更需要为他们搭建一个个科研团队。王恩多说：“王先生拥有非常好的眼光，争取回国的科学家都是能够开创一个学科新领域的领军人才，就是帅才。但只有帅才可不行，王先生还在国内培养了一批将才，与领军人才组成一支支科研团队开展工作。”
王应睐首先请到了在凯林实验室工作的邹承鲁，把跟随自己工作、有发展前途的伍钦荣交给邹承鲁培养，开展酶的作用机制的研究。1952年曹天钦回国，开展蛋白质结构与功能的研究，王应睐也为他配备了得力的助手，并争取了一系列研究蛋白质的先进仪器。之后，又陆续请到了维生素专家张友端、核苷酸代谢专家王德宝、蛋白质化学专家钮经义、微生物专家周光宇等。
在人才培养上，王应睐倡导的成功做法是举办高级生化训练班。他参照当年在剑桥的经验，举办了高级生化训练班，既系统讲授生化的最新知识，又强调提高动手能力。为了让学员掌握研究方法，选了一系列经典的研究实验，让学员动手去做，从中学习生化大师是怎样做研究的。这种集中培训的方式，系统传授生化最新知识，为中国打下了踏实的生化科研和教学基础。
进京直言 叫停“大兵团作战”式科研
1960年7月底，夏天的北京一如既往的炎热。出差途径北京的王应睐紧皱着眉头，在他心里有些话不吐不快。经过一番思考，他最终敲开了中科院党组领导办公室的大门。王应睐表示，生化所“大兵团作战”科研不能再继续了，“人太多没什么好处，专业不对口在里面起不到什么作用”“应该让队伍精干一点，这样进展会更快”。王应睐的这次进京直言，源于新中国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最有名的一项研究——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
项目之初，中科院生化所科研人员大展拳脚，不仅成功拆合了天然胰岛素，还将B链所有30个氨基酸分别连接成了各种合成肽，最长已达到10个氨基酸的长度。到了这个时间点，有人提出：“合成胰岛素已经完成最关键的探索工作，剩下的主要是堆肽方面的技术活了。”加上各种因素推波助澜，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兵团作战”式科研上演。
科研工作采取了一日两班制，不再像以前那样注意严格、严肃、严密。有些骨干拼命工作，甚至两天不睡觉。有人把铺盖搬进了实验室，不怕有毒药品。然而，基础科研有着内在规律，需要科研人员有专业知识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更需要不断摸索、不断经历失败。依靠人海战术，想要在短时间内冲刺完成一项科学研究，不仅会造成人员、资源的浪费，也很难获得成功。
作为协作组组长，王应睐发现了问题，并尖锐地指出“科学研究不是大呼隆，一定要组织精干力量进行胰岛素的合成”。也正是由于他的发声，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研究又回到了正路。“当王先生跟我说起这件事时，我似乎看到一位将军在前线指挥战斗，打了胜仗！”王恩多说。1965年，中国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
淡泊名利 注重科研合作
在王恩多眼中，王应睐淡泊名利、尊重他人，一切以科研为重。
众所周知，在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重大科研攻关中，王应睐作为协作组组长，始终坚持不在任何一篇相关论文中署名。彼时，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科研力量很强，王应睐主动与北京大学和中科院有机所对接，提供支持并分享研究进展。
“科学家之间不只是谁能第一个发现的竞争关系，在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样重大的科研项目时，王应睐考虑的不是个人荣誉，甚至不是一个课题组或一家单位的荣誉，而是专注科研本身。在别人遇到困难时主动提供帮助，尽快完成胰岛素结晶的合成。”王恩多说，“先生教导我们，在科学上，科学家需要相互合作、相互协作解决科学问题，不只是为了名和利去做科研。”
王应睐一视同仁研究所的职工，不摆所长架子。上世纪80年代初，在生化所负责开电梯的女工曾说“所里对我最客气的是王所长”，这句话王恩多至今不忘。
作为新中国生命科学的奠基人之一，王应睐做出的巨大贡献、展现的高尚品德，无愧于一名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更为后来的中国科研人员之表率。在新中国科学大家的星空中，王应睐的名字至今依然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