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递交19封入党申请书后终于入党,吴孟超:我的人生有了崇高的信仰

来源:上观新闻       发布时间:2021/4/6 17:0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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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左胸前,总是佩戴着一枚鲜红的党员徽章——这份忠诚,源于我少年时的红色记忆。

  1922年8月31日,我出生在福建闽清白樟乡一户贫苦农家。3岁时,父亲因生活所迫,背井离乡前往马来西亚谋生。5岁时,我跟随母亲前往马来西亚诗巫,投靠在那里靠割橡胶谋生的父亲。

  上午割胶、做家务,下午去学校念书,靠着这种半工半读的生活,我小学毕业后考入当地由华侨创立的光华初级中学。

  光华中学的校名由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写,寓意“光耀中华”。时任校长程立军是位爱国华侨,办学很有方法。当时,英国殖民当局禁止马来西亚学校教授中国历史,但程立军总是想方设法,为学生讲述中国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魂,灌注到我们这些漂泊海外的游子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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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卢沟桥的炮火声也传到了马来西亚。当时,著名侨界领袖陈嘉庚领导华侨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共产党、八路军、延安、毛泽东、朱德……一些以前从未听过的名词和人物,开始频繁闯入我的脑海。我也通过各种途径搜集抗战信息,和同学们组织演讲会、报告会、义演队等,为抗日募捐。

  1939年夏,我即将初中毕业。按照当地习俗,需要由校方和家长出资安排学生聚餐。当把钱收齐之后,身为班长的我建议,把聚餐的钱捐给祖国正在浴血抗战的前方将士。这个建议得到全班同学的拥护,于是这笔抗日捐款,通过陈嘉庚的传递,送往抗日根据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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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也没想到,不久后,我们收到了一封署名“朱德、毛泽东”的感谢电。这封电报像烧红的烙铁一样,在我年少的心里烙上了红色的印记——到延安去!到抗日前线去!

  1940年,我离开生活了十几年的马来西亚,与其他5位同学一起登上了回国的轮船。我们乘坐的轮船,经新加坡,二十几天后,抵达回国必经的交通要地——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在那里,我们匆忙赶往海关办理签证。排了大半天的队,当我终于拿起前面一位白人刚用过的笔,也准备在登记表上签字时,却被一名法国警察拦住了。这位殖民者用傲慢的口气说:“黄种人不能签字,只能按手印!”国弱受欺的强烈屈辱,深深刻在我心中。当抗争无效只能按手印才能签证通关后,我暗暗告诫自己:总有一天,我要让他们认识真正的黄种人!

  历时近一个月,我们终于从云南入境回到祖国怀抱。刚回国,我就准备直奔延安。在昆明简单安顿后,我四处打听去延安的路,才得知通往延安的路早已被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这时,我身上的盘缠也很快花光了。无奈之下,只能选择留在昆明走“读书救国”之路。

  1940年底,我进入位于昆明郊区的同济大学附中求学。第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与马来西亚家中的联系中断了,再也没能获得父母的接济,只能靠着上街卖报、帮人誊抄资料等挣来的劳务费,勉强维持生计与学业,但求学的发奋与劲头更足了。

  艰难的生活并没有磨灭我心中的信仰之火。感受着民族的深重苦难,目睹着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我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这个民族于危亡。

  1943年高中毕业时,抱着“行医救国”的朴素想法,我考取了同济大学医学院。接下来几年,跟随着不断迁移的学校辗转于云南、四川和上海。这期间,我相继经历了抗战胜利、解放战争爆发、上海解放……也由懵懂少年成长为一名实习医生。

  1949年初夏,解放上海的炮声像春雷一样震撼着浦江两岸,更让当时在同济大学医学院学习的我激动万分。我无时无刻不在盼着解放军赶紧打进上海。

  期盼的日子终于到来了!5月27日清晨,正在南京路中美医院实习的我,打开宿舍临街窗户,惊喜地看到马路边一排排解放军战士和衣而睡。我被眼前这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的军队深深地震撼,萌发了“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要成为解放军的一员”的强烈愿望。

  1949年8月,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海军军医大学前身)向社会公开招聘医生。我第一时间报名,经过考核,实现了当一名外科医生梦寐以求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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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孟超在校对《肝脏外科入门》译稿,这是我国肝脏外科方面的第一部医学译著

  新中国成立初期万物复苏、蓬勃向上的氛围,让我心中信仰的火苗越燃越旺。到医学院上班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然而,由于归侨身份,我的第一次入党申请并未获批。不过,我对此毫不气馁,而是以一封接着一封的入党申请书,向组织汇报思想。此后7年时间,我连续递交了19封入党申请书,也在一笔一画间不断深化自己对党的认识、对组织的无限向往和忠诚。

  1956年春天,根据新政策,我终于通过了入党审查。3月28日,我迎来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这一天,在党旗前,我光荣地举起右手,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不论遇到什么挫折,我对党的信仰从没有丝毫动摇。同年6月12日,我又正式参军,被授予大尉军衔,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军医,随后又成了一名主治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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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党时,我是宣过誓的。宣了誓,就要信守诺言;宣了誓,就要为党分忧解难。在信仰的指引下,1959年我带领“三人小组”提出了肝脏的“五叶四段”理论,第二年,主刀完成我院第一例肝脏肿瘤切除手术。1963年,我率先突破肝脏外科“禁区中的禁区”,成功进行世界第一台中肝叶肝癌的切除手术,之后还相继开创并提出了符合中国人体质的肝脏外科手术的一系列基础理论与临床技术体系,使我国肝癌手术成功率从不到50%提高到90%以上……就这样,我和团队一步一步将中国的肝脏外科水平提升至世界前列,直至97岁时,我仍坚持每周做两三台手术,挽救了近1.6万名肝癌患者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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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吴孟超带领“三人攻关小组”制作了中国首个肝脏血管铸型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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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孟超带领团队相继攻克肝癌手术多项难题,使我国肝癌的治疗手段不断丰富

  一个人,找到和建立正确的信仰不容易,用行动去捍卫自己的信仰更是一辈子的事。回想自己走过的路,我非常庆幸当年的四个选择:

  选择回国,我的理想有了深厚的土壤;

  选择从医,我的追求有了奋斗的平台;

  选择跟党走,我的人生有了崇高的信仰;

  选择参军,我的成长有了一所伟大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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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因为突破了中肝叶手术禁区,总后勤部为吴孟超荣记一等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