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中国侨联、上海市侨联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

（2006年9日19日） 

各位领导、同志们、朋友们：

　　今年是中国侨联、上海市侨联成立50周年，也是我参加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50年，我从事祖国肝胆外科事业的50年。

　　1922年，我出生在福建闽清。5岁时跟随母亲到马来西亚投奔父亲，由于家境贫穷，9岁时，我就要每天清晨3点钟跟父亲到橡胶园割橡胶，上午收工后，下午去当地的华侨学校读书。该校是一所进步学校，非常关心祖国的抗日战争。初中毕业时，身为班长的我，建议把毕业聚餐的钱捐给前方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这个建议得到全体毕业生的拥护，于是一份“马来西亚诗巫光华初级中学39届全体毕业生”的名义的抗日捐款，通过爱国华侨领袖送到抗日根据地延安。想不到在我们举行毕业典礼时，学校收到了八路军总部以朱德、毛泽东的名义发来的感谢电，这件事引起了全校的轰动。

　　1940年初，我和6名同学相约回国抗日，不料到了昆明，我们才发现不知道延安在哪儿，也不知道怎么去延安，只好留在昆明读高中。高中毕业后，我怀着治病救人的理想，考取了德国人创办的同济医学院。我的老师正是留学德国、以能做高难手术名扬上海滩的裘法祖教授。裘老师给了我一生的影响，他教我怎么干净利索地做手术，还指出我以后业务可以努力的方向。他说：“现在肝胆外科薄弱，你可以往这方面发展。”1949年，我从医学院毕业，经过招聘和面试，我被华东人民医院录取了。1951年，华东人民医院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我从此成为了一名军医。

　　一直以来，中国是肝炎、肝癌的高发区，但直到1949年，中国还没有人能做肝脏外科手术。上世纪50年代，一位外国医学权威曾断言：“中国的肝胆外科要达到国际水平，起码要30年。”经过裘法祖老师的指点，1958年成立了由我担任组长的“3人研究小组”，开始向被称为医学禁区的肝胆外科进军。经过2年的努力，终于制作成功了我国第一个肝脏腐蚀标本。1963年，我成功地实施了中国第一例肝胆外科手术。以后，又连续为71位患者成功做了肝叶切除手术。但是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断了肝胆外科的研究，我甚至被莫名其妙地开除了党籍。尽管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我始终想着肝胆外科的研究工作，在我的不断申请下，中断了8年之久的肝胆外科又得以恢复了。

　　在党的领导和培养下，我一步一个脚印，顽强地攀登在肝胆外科技术领域。从50年代最先提出中国人肝脏解剖“五叶四段”的崭新理论；60年代首创常温下间歇肝门阻断切肝法，并率先突破人体中肝叶手术禁区；70年代创造了简便安全的“常温下无血切肝法”，极大地提高了手术的成功率。1975年，我用12个小时成功地完成了一例重36斤的特大肝海绵状血管切除，成为至今血管癌切除的“世界之最”；80年代以来，我和同事们一起成功切除了14名4——12个月婴儿的重达1.6斤—2.6斤的巨大肝母细胞癌，也叫小儿肝癌，14人全部存活；90年代，在中晚期肝癌的基因免疫治疗、肝癌疫苗、肝移植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并首先开展腹腔镜下肝切除和肝动脉结扎术。目前，我国肝癌治疗技术在世界上占领先地位。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出现华侨华人“看病难”的问题，当时东南亚流行一句话：“看肝病，到上海找吴孟超。”在侨联的支持和建议下，二军大的长海医院首先开办了华侨病房，但不能满足需要。1986年，我又打报告，建议创办康宾楼。一所专门为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和海外来宾的涉外医院诞生了，我为他们做了几千例肝癌手术。我还经常利用出国访问或探亲的机会，与当地华侨华人广泛接触，开展学术交流和讲座，介绍我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凝聚侨心，扩大影响。我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鼓舞留学人员要报效祖国，为国争光。几十年来，在我的作息时间表上，没有节假日和星期天，我常常是下了手术台上飞机，下了飞机上讲台，下了讲台进会议室，以普通一兵的姿态战斗在世界肝胆外科的最前沿。

　　40年来，我共施行了肝胆癌手术8000余例，术后5年生存率达38.1%；小肝癌（小于5厘米）手术1000余例，手术后生存率达79.8%；（小于3厘米小肝癌已达85.3%），最长存活36年。我发表的学术论文796篇，主编专著15部。我领导的学科规模从一个“3人研究小组”发展到目前国际上规模最大的肝癌研究基地——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和研究所。

　　我做了一些工作，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我历任第二军医大学副校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二军大附属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等重要职务。还12次担任“国际肝炎肝癌会议”等重要学术会议的主席或共同主席。我先后获国家、军队、省部级科技奖励26项。中央军委授予我“模范医学专家”荣誉称号。今年年初，胡锦涛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把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颁发给了我，使我成为中国医学界获得这项荣誉的第一人。

　　侨联组织同样非常关爱我。1988年以来，我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归侨侨眷知识分子”、“上海市侨界十杰”等光荣称号。我参加过多次全国侨代会，被聘为多届中国侨联和上海市侨联顾问。我无比热爱侨联组织！

　　回顾以往，我这一生有3条路走对了：回国、参军、入党。如果不是在自己的祖国，我也许会很有钱，但不会有我的事业；如果不在人民军队，我可能是个医生，但不会有我的今天；如果不是在党组织，我可能会做个好人，但不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分子。所以，当我的人生价值在自己热爱的祖国和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人民军队中实现了的时候，我是无怨无悔的。自当年在码头上与妈妈挥别，我一生再未见到她。改革开放后，我恢复了与国外家人的联系。我让先回国的弟弟给老母亲带去1双绣花鞋、1付玉镯，一切都安排好，准备马上把年已8旬的老母亲接回来。但不久，她老人家在睡梦中走了，让我留下了终生的憾事。去世较早的父亲死于胆结石，这并不是一个可以夺去父亲生命的疾病，但老天没有给我尽孝的机会。真是忠孝不能两全。

　　我常常告诫自己，病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医生的职责就是治病救人。我虽然已84岁，只要不出差，我基本上每天做手术。8点半上手术台，小手术就做2、3台，大手术就做1台，从手术台上下来就差不多1、2点钟了。只要能拿得动手术刀，我就会站在手术台边；如果真的有一天倒在手术台上，那也许就是我最大的幸福。生命在于运动，人生在于作贡献，不是贪图享受。我在今年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后，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决心要倍加努力，突出创新，为国家争光。我将国家奖励的500万元和解放军总后勤部奖励的100万元全部投入基础研究、人才培养。我的最大愿望就是治疗好更多的病人、再培养出一位院士。我要继续艰苦奋斗，埋头苦干，以追求科技进步和创新为己任，为中国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再作新的贡献！

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 吴孟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