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立生
　　
　　2007年，沈阳“慕马大案”中巨贪马向东的秘书王晓方，接连推出《驻京办主任》等3部长篇小说，以强劲势头一跃成为官场文学的代表者之一，这受到了不少人质疑。

　　孟子有云：“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但在一个社会愈趋开放、价值观念愈趋多元的时代，对于普通人，并不适合以“道学家”的眼光去看待。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自己的处世原则、行为底线，并不应以“株连”的思维进行“有罪推定”。当年著名社会学家、史学家陶希圣先生，也曾“误搞政治”，追随汪精卫，但是当1940年汪日密约签订，陶即幡然醒悟，且与高宗武于1940年1月携带汪日“密约”副本“反出朝歌”，在杜月笙等帮助下逃离上海，回到内地，建功于国，此即史称“高陶事件”，令人为之击节叫好。

　　而今王晓方同样地以一杆笔，基文学源于生活之原则，取材自身的秘书经历，反映官场之黑暗面，以丰富出版界、公众的精神生活，当属同样难能可贵。大是大非当前，功罪千秋，有时只在一念之间，前进一步，即万丈深渊，而退后一步，则是“风月无边”“杨柳岸”。能够把持住自己，即为英雄。

　　《新京报》